序——审美意识即资源

从成田机场下来，走向出入境边防时会经过一段毫无粉饰的空间。此时，你一定能觉察到什么。虽是无趣的无机质空间，但是打扫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入微啊。地上的瓷砖闪闪发光，令人觉得哪怕在地上打几个滚也不会弄脏衣服。铺着地毯的地面也很干净。假如有什么污渍，你也能看到竭力清除这污渍而努力过的痕迹。你可以想到，即使到了下班时间，清洁人员也不会迅速收拾好拖把、吸尘器，一定是直到完成所有工作，告一段落后才回家的。从外国回来时，才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这份认真。即使出了机场，开着车驶上高速公路，这份感受依然持续着。被道路一分为二的田园风光倒不至于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路面如镜子般平滑，车子的引擎也极为安静。沿途亮起的路灯，没有一盏是灭的。

不论是清洁工，还是施工人员、厨师、电路维修工，都认真而诚挚地工作着。非要用文字来表述，我会选“细腻”、“谨慎”、“精致”、“简洁”。这样的价值观就存在于社会基层。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在国外并不是随处可见的价值观。在巴黎也好，米兰也好，伦敦也好，假如要打造一个与日本同样完善的展览会场，就要付出非同一般的努力。那里缺乏精益求精、谨慎作业的基本意识。一到休息时间，工作人员就会停止作业。比起提高效率和品质的热忱，他们更重视的是个人的进度、个体的尊严。在这一前提下，管理方加以适当的调控才能推进工作的进展。在欧洲也确实存在手工艺人精神，但是日常的打扫、展览会场的设置等等，并不属于手工艺人精神的范围。进一步来说，认真地修饰如此普通的环境这一意识本身，并不单单是作业人员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与处于同一环境的普罗大众的意识水平密不可分。那并不是特殊的手工艺人领域才独有的崇高意志，在整个社会全体无声的默契中，诸如仔仔细细地收拾一个司空见惯的日常空间的细节，都只是一种常识。所谓审美意识，不就是这样的文化吗？

我最近才觉察到，制造业必不可少的资源不就是这种“审美意识”吗？这决不是比喻、举例子，只有制作东西的人与喜欢这个作品的受众有所共鸣，作品才能在文化环境中孕育成长。审美意识正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无尽源泉。但是一般人并不这么认为。一说到资源，首先想到的是物质性的自然资源。

由于日本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只能精益求精，追求一流的“技术”来生产工业产品。战后的经济腾飞就是以此为指导发展制造业取得的成果。世界这样来理解日本，日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战后的日本擅长以“规格化、量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工业生产，也就是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保证稳定的产品品质。另外，产品小型化发挥出如同凝聚力一般的作用，成功地将日本工业产品的优势更加鲜明地彰显出来。日本的生产技术在达到量的同时也保证了高品质，将精致与浓缩集中体现在工业产品中，并借此获得了世界范围的高度认可与信赖。

日本倚赖这里所说的“技术”，换言之，凭借着细腻、谨慎、精致、简洁，成功地塑造了产品，让资源很好地发挥了作用，促进了工艺的进步。由此，我们认识到，在被擦得锃亮的机场地板，以及由盏盏极富信赖感的明灯构成的都市夜景之中蕴含着的共同感知力，同样在规格化、量化生产上也发挥了作用。这也证明了审美意识就是运用先进生产技术和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尖端技术的资源。

引领技术、生活以及艺术的前沿发展的是，轻轻颤动着的、深入感知世界与未来的感知力。所以要将目光聚焦于此。正是因为审美意识的相互竞争，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

简与空——审美意识的谱系

柳宗理的水壶

柳宗理设计的日用品正默默地为人瞩目。就拿水壶来说，那是一个平凡至极的水壶。但是，却的的确确具有十足的说服力，让人不禁觉得还是这样的水壶最好。

水壶的用途很单纯。从水龙头接好水，就放到加热器上加热。用煤气还是电磁炉都一样。水烧开后，壶嘴就开始冒蒸汽，然后把水倒入小茶壶或者保温瓶里。柳宗理的水壶的出色之处，就在于能够让这样的日常行为进行得毫不费力、自然妥帖。把手的持握感、足够粗的壶嘴造型，都有一种优质的钝感，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无论是略显矮胖而稳当的壶体还是壶盖鼓起的弧度，都饱含了设计者忠于使用美学的诚意。在这之前，意大利制造的符合几何学原理的前卫水壶，好像总是分外夺人眼球，它是如此先锋，在它面前时代的典范似乎都不堪一击。但是现在来看，你可以感觉到其实还是时代赢得了胜利。

这种感受决不是古物情怀的流行、复古热潮。一直以来，我们被消费欲驱赶着，杀红了眼似地追求“新潮”，而这种感受不正说明了我们开始有闲暇，来清醒我们的头脑，认真环视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吗？柳宗理的水壶既不是古董，也不是象征了美好旧时代的怀旧主义产物。而是作为一件极其普通的工业产品，更加优雅地贴近了日常动作。

我曾去过一次柳宗理的工作室。那里放置着大量的产品石膏模型。这些模型正是柳宗理为追求与其用途相得益彰的外形，而用电脑进行外形模拟实验，不厌其烦地做等比例石膏模型，不断用手去触摸，进行屡次修改的印迹。我不禁对那份认真谨慎的态度、坚定不移的信念甘拜下风。像这样的产品再次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真是一个可喜的兆头。

设计并不是造型。有计划、有意识地制作物品外形的行为确实是设计，但设计又不止如此。它不单单是创造的思想，还是通过物品探寻生活、环境本质的生活思想。因此和制作一样，发觉之中也饱含了设计的初衷。

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是被设计过的。不论是杯子、荧光灯、原子笔、手机，还是地板的组装、莲蓬头小孔的排列，甚至是泡面面饼的卷曲状况，都是被计划过制作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都是被设计过的。人活着就有环境。一点点去发掘交织于环境中的巨大的智慧积淀的过程，就是设计的妙趣所在。从平常没有被注意到的环境中，找到认识它的线索，你就能看到一个鲜活的世界。

人类把世界设计成了四方形。将有机的大地分割成四方形，设置了四方形的街道，又在街道旁建立了无数四方形的大厦。从四方形的自动门进入大厦，乘上四方形的电梯。四方形的过道呈直角转弯，打开四方形的门，就出现了四方形的房间。房间里放着四方形的家具、四方形的窗。桌子也好，橱柜也好，电视也好，包括操作电视的遥控器都是四方形的。在四方形的书桌上的四方形的电脑的四方形的键盘上打字，文字就会印在四方形的信纸上。放信纸的信封也是四方形的，贴在信封上的邮票也是四方形的。虽然按在上面的印章有时候是圆的。

人为什么把世界设计成了四方形呢？环视一下周围你就会发现，自然当中几乎没有四方形。四这样一个数理在自然之中虽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四方形很不稳定，所以听说具体的发现也比较少。非常罕见的是，偶尔能看到完美的立方体的矿物结晶，这造物之妙看上去倒更像是人工做出来的。

要说原因，大概是直线和直角发现之后，人们就开始运用它们，于是就带来了如此缤纷多彩的四方形。只要使用双手，就能相对简单地将直线和直角具体化。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将香蕉那么大的叶子对折，那条折痕就成了直线。然后沿着折痕对齐，再次对折，就得到了直角。直角延长，就有了四方形。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只要稍稍拓展，四方形就是近在咫尺的最佳性能或几何学原理。所以最先进的电脑、手机的造型都是古典型的。说起来，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年）中出现的标志性物体“独石”，就是黑色的四方木板样的东西。

圆也是人类喜爱的形状之一。器物中的镜子、货币、纽扣、窨井盖、茶碗、CD都是正圆形的。我曾看到过早期石器中央有一个被挖出来的正圆，感到十分惊讶。只要让坚硬的石头在较软的石头上像钻孔机一样旋转，就能得到一个近乎完美的正圆形的洞。或许早在大脑的推理、演绎之前，人的双手就掌握了旋转运动，从而找到了正圆。但无论如何，简洁的几何学形态，是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凝聚了科学智慧的基石。人类在四方形的引导下，设计了四方形的环境，同时也受到与之不分轩轾的圆形的启发，将其广泛地应用到了日常用品之中。

窨井盖不是四方形的，而是圆形的。如果窨井盖是四方形的话，盖子就会从下水管道的洞口掉下去。因此窨井盖必须是圆的。同样，纸也必须是四方形的。如果是圆形的，就会造成浪费。纸的纵横比例被设定为2 ：1，这个设定使得纸张不管对折几次，纵横比例保持恒定。

铅笔的截面是六边形的，这自然也有它的道理。如果截面是圆的，铅笔就容易在书桌上滚动，也容易从桌上掉到地上。如果掉落在坚硬的地面上，脆弱的铅笔芯就容易折断。为避免此类不便，人们自然就开始摸索不易滚动的铅笔截面的形状。但是为了要使铅笔不易滚动，就把截面变成三边形或者四方形的话，握笔时手指就会很痛。因此这就非六边形莫属了，它不但不易滚动，持握舒适，而且左右对称，便于生产。

球是圆的。纵观棒球、网球、足球，都是圆的。球为何是圆的，原因也许显而易见，但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圆的球。制作高精度球体的技术，与在石器上开个圆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早期的球并不是高精度的球体，应该只是相对较圆而已。但是，相对较圆这种程度的球不足以让人享受球类比赛。据运动人类学专家称，近代科学的发展与球类比赛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球体运动是物理定律的清晰反映，人类将一切所知的自然规律和定律运用于控制球体运动，即通过球类比赛再次验证这些知识。要举行比赛，就必须要有近乎完美的球。随着制造完美球体的技术精度的提高，球类竞赛的技术难度也相应提高。

如果球不是圆的，球类比赛就不会得以发展。如果球对于相同动作的反应不一，就无法指望网球、足球有所发展。如果反应是一定的，就可以通过训练切实地提高球技，棒球投手就能用指叉球投球，杂技演员就能踩着球行走自如。

由此及彼，就会有办法将球与球类比赛的关系对应到物品与生活的关系之中。柳宗理的水壶就是其中之一，精良的设计就好比高精度的球，高精度的球诠释出宇宙原理，而杰出的设计表现出人类行为的普遍性。之所以说设计不是单纯的造型，是因为这与球不圆，球类比赛就不会进步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设计不贴近人类行为的本质，生活、文化都不会成熟。领悟个中真谛的设计师们，就像制作精巧的球一样，全身心地去发掘形状。提出“住房是居住的机器”观点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引领意大利成为设计王国的产品设计师阿切勒?卡斯蒂格利奥尼，世人公认的德国工业设计的执牛耳者迪特尔?拉姆斯，日本的柳宗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以启迪生活为目标来探求物品的形态。

柳宗理的父亲柳宗悦，是日本民艺运动的发起人。所谓民艺，是指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找寻工具形体本原的思想。就如同含碳酸钙的水珠经过经年累月的点滴累积，会生成溶洞和钟乳石，日常行为的重复也会孕育形体。这个构想好比由河流裹挟而来、历经磨砺后成型的鹅卵石，人的使用也会为生活工具带来必然的形体。我对这个观点深有同感。

但是，我们不可能真的听命于流水而等上几百年。技术革命带来的速度及变化问题都迫在眉睫。这里必不可缺的是带着理性和科学性来规划自己未来生存环境的决心。也就是，胸怀志向，设计形体，构建环境。近代社会成型的同时，人们也产生了这样的构想，这就是设计。这个想法并不牵涉财富积累，而是为了创造出单以经济崛起为目标无法获得的财富。而我们只要反复深入地思考这一构想就行了。

今天，我们已经制造出圆球了吗？看着柳宗理的矮胖迟钝的水壶，我反复思索着。

简单是何时产生的

简单这个词运用广泛。一般是指流畅洁净的风格，或者简洁统一的状态，大多用来表示褒义。简朴生活、简单最好诸如此类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虽然被评价为头脑简单还喜滋滋的大概都是些老好人，但这也比引发混乱、引起纠纷的头脑强多了。

但是，“简单”这个词或者这个概念是何时产生的呢？换句话说，作为价值观、审美意识的“简单”，是何时成为约定俗成的良好印象的呢？勉强要说的话，我认为简单大约产生于一百五十年前。这样讲有什么根据，请待我细细道来。

在制造工艺还不复杂的年代，也就是在人类创造出复杂的式样、花纹之前，物品是简单的吗？打个比方说，石器时代的石器之中，绝大部分的外形都很单纯。以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将其形容为“简单”。然而，制造它们的石器时代的人们，肯定不会将其理解为简单。因为简单这一概念，是以与之相对的复杂的存在为前提的。早期石器的外形看上去确实比较单纯，但并不是当事人一心想要简朴、简约，才制造了这样的外形。在无法制造复杂外形的情况下的单纯，与其说是简单，倒不如说是未开化的，即原始的、原初的。换言之，简单，就是站在复杂、冗长、过剩对立面而被认知的概念。如是这般，简单必定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后期才出现的。

人类制造的物品是从原始走向复杂的。文化就始于复杂。说得极端一点，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就拿从中国古代王朝商朝的遗迹——殷墟中出土的青铜器来说，每件器形都极其繁复。作为造型的顺序来说，照理会从简朴慢慢阶段性地朝复杂发展。然而如果不算商朝之前的原始时期，几乎找不到器形简朴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复杂的外形，表面被精致的花纹所覆盖。不但壶口、把手的造型夸张，表面还布满了细小繁复的回纹云纹。这又是为什么呢？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通过混入锡，不但可以降低沸点，还能增强硬度。相比其他古文明，中国发明青铜的时间相对较晚一些，但是即便如此，这也算是当时的高科技材料。将熔化的青铜注入铸模使其凝固的技术，时至今日仍非易事。可想而知，技艺精湛的工匠和技术人员必定投入了惊人的专注力和时间，才有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成果——青铜器，而且它通体都被分外繁复的花纹包裹着。这正说明了复杂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被探寻得来的。换个角度，你也能推测，能够将如此卓绝的细致和努力变成现实，足以显示这意念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大型的青铜器不可能举起来。换言之，铸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作为一个象征，来显示人们敬畏对象的力量，所以切不能将其单纯地归类为“祭器”。

一般来说，人类聚集起来建立集团的时候，不论是村寨还是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向心力以保持集体的团结。君临天下的霸主必须具备高超的统率能力，如果统率能力很弱，就会被更强的人取代，或是被更强大的集团吞并。村寨与国家正如旋转的陀螺，一旦失去旋转速度、向心力，就会轰然倒下。繁复的青铜器的作用，就是将这个向心力以最直观的形象呈现出来。它能够营造一种氛围，让普通民众一看到，就不由发出“啊”的惊叹声，并感到敬畏。如此繁复而绚烂的青铜器，就扮演着这样不动声色的角色。

商周王朝结束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中国版图上诞生了很多国家，迎来了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这种情形之下，只要稍有疏失，马上会被邻国侵犯。因此，郡主必须英明神武，宰相必须智谋多谋，而军队也要严加统领。后世普遍认为，正是这紧张感催生了诸子百家的聪明才智。此时的青铜器上被密密麻麻地铸满了文字，甚至连武器、盔甲也被装饰起来，为了给人以震慑感，目之所及都变成了豪华、绚丽、诡异的样子。龙的花纹就是这一需求的最佳代言人。更确切地说，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表面上镌刻着的密密麻麻的回纹，是龙纹的半成品，而后才发展成了有首有足的虚构动物——龙。就是说，龙既不是画师从文学轶事联想到怪兽，再挥毫泼墨画出来的，也不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了达到在物品表面上显示威严、刻画细节的目的，装饰纹样才演变成了动物。遍布物体表面的密集性可以营造出威严的氛围，于是龙应运而生。正因如此，无论是有机的物品表面，还是圆柱表面，都逐渐被龙紧紧缠绕覆盖。

在毗邻的伊斯兰文化圈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在否定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文化中，没有龙这样的具体动物，取而代之的是异常发达的几何花纹、藤蔓花纹，它们遍布了整个王宫和清真寺。

在人的皮肤上纹上骇人的文身图样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削弱观者的气焰、恐吓对方。某些公共浴室有文身者不得入内的规定。这或许就是担心曝露文身会使人们害怕这一不良影响吧。中国用龙、伊斯兰用几何图样缠绕全身，目的一定是为了警告对方“胆敢攻击我的话，一定会让你好看”。 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威慑力。但不是以核武器来威胁对方，而是以密集图案的威力来遏制对方的侵略。

同样，印度也不例外。由大理石建成的纯白色建筑泰姬陵，是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沙贾汗为了已故皇后建造的名副其实的纪念馆。它的表面用图案繁复的镶嵌工艺镶满了由各地搜集而来的绚丽斑斓的石头。镶嵌工艺是指在物体表面凿出图案的形状，然后再将凿刻好的同样形状的其他颜色的材料嵌入其中，泰姬陵正是通过这样令人晕头转向的连续作业建造起来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装饰将沙贾汗的力量一览无遗地传递至今。

在欧洲君主专制权力最强的时代——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泛滥的巴洛克、洛可可装饰风格达到了巅峰。据说凡尔赛宫的镜厅就是谒见室，事实上光是想象一下走在红色绒毯上，拜见坐在正前的国王的情景，就会令人不寒而栗。这并不是我胆小，而是象征了强大尊威的镜厅给人的威慑本来就是如此。

然而，决定性的变化随近代之名而来。近代社会的价值基准被颠覆，“人生而自由”成了基本信条，国家变成了保障人们安居乐业的机构中的一环。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公民社会的到来。现实的变化是成立国家的途径变得多样了，换言之就是要经历各式各样的波折坎坷。但是如果你眯起眼睛眺望历史的脉络，你会发现其实历史的潮流明晰地朝着某个方向涌去——世界已经调转船头，驶向以人人平等、幸福生活为基础的社会。

顺应这个潮流，物失去了作为“力量”象征的必要性。椅子不需要来表现国王、贵族的地位了，只需满足单纯的“坐”的需求。科学进步助长了理性主义思想。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力图使物品与功能直接对话的思想。不久猫足式椅子的弯曲变得多余了，巴洛克、洛可可的魅惑曲线、装饰成了旧时代的遗物。人们开始坦率地重新衡量资源和人类行为、形态和功能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高效运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态度显示出全新的理智的光辉与形态之美。这就是简单。

一百五十年前并不是指历史上的新纪元。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经历产业革命后重现生机。在这个时代，为了将产业成果齐聚一堂举行展览，伦敦世博会建造了铁与玻璃的“水晶宫”，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索奈特以曲木技术制造的朴素典雅兼具功能性的椅子开始面向大众量产。而在此时的英国，达尔文写下了《物种起源》，世界都为之骚动。而在日本，因黑船冲突，攘夷呼声高涨。事实上并找不到“简单始于此”这样标点符号式的新纪元。但是在我看来，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简单的价值观开始为人们点亮了崭新的理性明灯。

用复杂来象征权力的漫长时代就此宣告终结，人们开始了对生活的诚实探索，家具、家，还有城市、道路都开始被重新建构。现代主义就是物从复杂蜕变为简单的过程。财富以及人们的欲望常常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有时人们会疲于对简单的探索，就容易放纵自己。但是如果你专注地透视整体架构，就会看到世界一直以简单为中轴旋转着，而且在这个瞬间也不曾停止转动。

文章来源：（日）原研哉《欲望的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欲望的教育》——原研哉（二）